这就麻烦了，没有正犯，何来共犯啊。

因此，法律社会学研究的第二波基本上集中在法理专业内部，尽管这种研究对部门法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法律人的思维无论多么神秘，一个简单不变的道理是：法律不是用来滋生法学概念的，而是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不是在创建各种法学理论体系中完善的，而是在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中丰富发展起来的。

另一方面，一些真正有创见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往往出自部门法专业的学者，这些研究由于缺乏法律社会学的问题自觉或理论自觉，难以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然而，这个问题意识似乎并没有成为法学研究的共同问题意识。法律社会学在与部门法进行微观对话的过程中，有可能丧失与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进行宏观对话的机会。法律社会学不再是作为法学各部门共同分享的方法，而是变成了法理学科中的一个专业。这里所说的别人，不仅是通常理解的作为法治启蒙对象的大众，而且包括我们这些法学博士和法学教授们，因为面对任何部门法，其他学科的法学教授多数属于法盲。

这或许意味着法律社会学研究就需要从过往的法律与社会的研究，逐步转向法律与公共政策的研究。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要秉持这些公共政策导向？这些独特的公共政策导向是通过何种机制进入最高人民法院的金融司法中？这就需要把最高人民法院放在中国的宪政秩序中理解，需要把我们的金融司法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去理解。更何况经勘察二楼客厅门上并无弹孔、弹痕，这颗子弹何能飞越大门钻入人体，这支国产猎枪何以有此功能？如此编造，太荒诞了。

（二）辩护律师在辩词中着重提出了案发的近因与导火索，是由于曹新春一伙人的寻衅滋事，并举出证人证明：曹新春当天晚上在酒场上声言：兄弟们今天喝得劲，今天晚上找海鑫弄事，不中就打。总之，不论从哪个方面考察，定曹海鑫犯故意杀人罪都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三）关键性的情节无疑是开枪杀人。高院裁定对此用原审对卷中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人证言，均在法庭上进行了宣读、质证，来说明未经宣读的许多证言都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借以掩盖他们的司法不公和严重违反审判程序的重大错误。

开门的同时，拉出便打。二审为何不察？ 通观全案，冤情昭昭。

姑且不论一审的这段判词另有瑕疵，省高院的二审法官竟在终审裁定中将一审判决认定的发生争执并撕打，悄悄地改成发生争执欲厮打，意思因而不同了，情节大变了。之后，曹新春聚五人之众，兵发曹海鑫住宅。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律师的说法恰好说明，如有铁锨在场，暴力侵犯即应坐实而无疑义。第一，枪响在前，并不能说明枪是怎么响的，更不能说明被告人有杀人的故意。

曹新春已经死去似也不必再对他的不良表现做出概括。要言之，即：双方有争执，同时（由并可知）发生了撕打行为——至于是相互撕打，或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撕打，词意闪烁，并不明确。把一审认定的并，改成欲，一字之易，表明打（人）之事从未发生，有人想着动手罢了：何其微妙。不料她在同一天的晚上10时至10时50分就又第二次作证，全盘推翻前证，换了个说法，她说：我回忆我在楼下给一个男的说话，我以为他是小春（即曹新春），其实他不是。

难道真的是这样么？证据表明：1995年的4月11日，西韩寨村村民民主选出了新的村民组领导班子，曹新春和他的哥哥、前任村民组长曹新豹双双落选。（二）再研究一个与曹案发生于同一时期的杀人案例，更可看出两级法院执法的随意性已到了何等程度： 梁随生与人口角。

首应指出的是，终审裁定对辩护意见的概括，其行文也是着意安排别具匠心的。她说：我想起来，枪响时我没有在楼上。

第二，目击者均证实之说，与实际不符，纯属虚构。我们不得不辩的是：被告人的供述作为证据的一种，既然与曹海强、胡文霞的首次证词相互一致，应认为这些证据都不该否定而应采信难道不是合理、合法的吗？ 不幸的是：高院法官与一审的相似，没有依法行事。我们没有理由不允许证人修正证言。我们不得不问：作为判词，而且是杀人一案的死刑判词，对于事关暴力侵害和所谓被害人主动实施暴力的方式与强度这样事关重大的原则性问题，有何理由不予查明，竟敢公然回避？为何回避？ 以上三点，说明肇事的起因源于被害人曹新春的故意寻衅，借酒闹事，实施暴力，殴打无辜，入侵民宅，从而证明被告人曹海鑫的正当防卫出之于被暴力袭击的特定状态，根本不存在故意杀人的情况。但从该判词下文的被告人（曹海鑫）见状，即从院内跑回，应能说明被告本人仅止于见状，即仅见来者其势汹汹之状，而并未动手撕打。这些证言与曹海鑫的多次供述互相一致，极为可信。

法官如认为此证有疑，不宜轻信，那又为什么不敢质证？对此将在下面专项申辩。谁想动手——即打呢？终审裁定变了个说法，是双方都想：厮打可见。

何者可信，人们自会分析判断。案中被害方的律师在庭审中振振有词地说：村民们都认为海鑫太毒了。

我进屋后，看到曹海鑫站在大厅门口三、四米的地方，手里端着枪，新建、新伟、贾勇（胡文霞之子）、月娥几个人在和海鑫夺枪。涉及本案的证人证言没有当庭质证，有失公正。

四、以上，分三个部分从事实和证据上结合一审判词分析了裁定的谬误，申明了我们的论点，以无可辩驳的论据证实了处死曹海鑫实属冤杀。分述如下： （一）关于案中的重要物证的审核。全文88字，分为四点，给人以全面、公正的假象。这项胡编颇有学问：着一持字，双方夺枪这一至关重要的情节自然地就化为乌有了。

可是，枪响于夺枪之中是有证可查的。但却又对原审认定的内容悄悄地、擅专地作了重大的修改，将改动文字加在所引的原审判词中，混成一体，把事实弄得距真相更远，更为荒谬。

两级法院都对冲进加以回避，意在抹掉入侵者的暴力行为，不言而喻。认为小春为人好，……心底平和。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进入 张思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终审裁定 曹海鑫案 。曹海鑫见来势汹汹逃回居室，张月娥跟进。

一审法庭未准被告人辨认猎枪、弹壳原物，本不合法。首要关键无疑是附于猎枪之上的指纹鉴定，二审承继一审的错误做法对此也不审查。我们要问：依据法律的规定，人民陪审员需具备一定资格的公民经由选举产生，那么，曹案中的陪审员是何时经由哪里选举产生的呢？不经选举产生的陪审员没有资格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这难道还有疑问？高院裁定花了这么大的篇幅说明陪审员问题，可为什么不涉及问题的实质呢？ （五）关于曹新春之死系众人夺枪走火所致的辩护论点，无疑是律师辩词的最为重要的内容。可是这怎么办得到呢？即使法官硬要否定冲的存在，又怎么解释您们肯定的当曹新春追到二楼这个情节里的追的含义？追可是主动的行为，没有逃，谈不上追。

二审裁定不理律师的意见，仅针对曹的上诉断言：经查，现场目击人均证实枪响在前，众人夺枪在后，故其所诉过失杀人的理由不能成立。仅有撕打，哪有争执？这些证言，有卷可稽，怎么可以视而不见、不予理睬呢？ 退一步说，假定争执发生，也应查明：争执之中诱发了哪些情况足以引出打的恶果？即使争执发生，难道就可以不问缘由、不分是非一笔勾销正当防卫的随之而发生？对于死刑案中的如此重要的因，怎么可以回避？ 事实是来者不善，而且是谋划在先。

高院的法官深知曹案的焦点在于：曹新春有无对曹海鑫实施暴力进行非法侵害，与此相关，后者的取枪自卫是否合于法律规定的正当防卫。举例说，目击者之一曹海强的证词说：我看见胡文霞、……俺哥六个人在夺一把长枪。

我上楼时见他们4人夺枪。而后一个证言说的却是想，是忆。